万众瞩目的“9•3”阅兵如期而至，当我和律所同仁们收看完毕，心情激动澎湃，久久难以平静，不觉“梦回吹角连营”——这一刻，仿佛又将我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。

  我曾是一名边防兵，在西藏守边十八年。“铁衣远戍辛勤久，戎服脩程跋涉归。”在喜马拉雅与喀喇昆仑之间蜿蜒八千里的边防线上，在六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里，我和战友们以青春和信念，践行着“绝不把领土守小，绝不把主权守丢”的铮铮誓言。

  初到西藏，我被分配到一支营级边防部队，驻守之地三面楔入邻国。营区坐落在沟底，抬头四望，群山如铁壁合围。我甚至冒出过一个不安的念头：若对方万炮齐发，我们恐怕瞬间灰飞烟灭。为什么要把部队设在这样一个易攻难守的地方？教导员没有从战术地形上解释，只是带我走到营区外一条不起眼的土路边，沉声说道：“1903年12月，英国侵略者就是从这条路打进西藏的。我们守在这，就是守在外敌最可能踏足的方向——这就是意义。”

  沿着这条土路向南十多公里，爬上积雪覆盖的山顶，便是两国交界。我们一个前哨排驻守在铁丝网我方一侧。山上天气说变就变，刚才还阳光灼目，转眼彤云密布、七月飞雪。工事如碉堡般嵌在崖壁之间，从瞭望口看出去，几步之外就是异国的阵地。战士们荷枪实弹，眼神炯炯，对面也一样虎视眈眈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贴近真实的“前线”，心中既有激动，也有紧张。排长脸膛黑红、笑容淳朴，递来一杯热水。水有些浑，是融雪煮成的。我顾不上水质，忍不住问：“我们人不多枪也常规，这么近，不怕他们突然摸上来？”排长笑了笑，语气却斩钉截铁：“我们在这，好比是抗战时山头的‘消息树’，就算牺牲了，也能给山下的大部队和群众争取时间。”

  是的，英帝国主义虽已败退，但仍有势力做着侵略和殖民旧梦。可是中国，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。“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，是惹不得的；如果惹翻了，是不好办的。”毛泽东同志这句话，我们边防军人理解得比谁都真切。

  再从这条土路向北驱车两百多公里，便是江孜——后藏的门户，也是南亚进入西藏的咽喉。1904年6月，英军一路烧杀至此，却遭遇藏地军民最顽强的抵抗。他们没有机枪火炮，只有血肉之躯和弓箭土炮，却宁死不退。战至最后，幸存者毅然跳崖，全体殉国。我印象中，后藏乡亲平和向善，与世无争，但能够以血还血，杀身成仁，足见“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鲜血染红的河谷彰显了他们“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”和“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”。站在宗山古堡下，仰望英雄纪念碑浸在西藏湛蓝的天空中，残墙肃立、古堡无言，却仿佛每一块石头都在说话。抚摸当年的炮台，凝视“跳崖处”的标示，那一刻，守土卫国的忠魂仿佛穿越时空，直抵人心。

  西藏边防魂，正是在这片被鲜血与信念浇灌的高原上生长出来的精神之树。它源自抵御外侮的历史深处，扎根于一代代边防军人的坚守与奉献之中。这种精神，与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所展现出的不屈意志、血性胆魄和家国情怀，本质上同根同源、一脉相承——都是当民族命运面临挑战时，那种敢于斗争、不畏牺牲、与国土共存亡的浩然正气。

  2017年，中印洞朗对峙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我随部队开赴前线，途经日喀则烈士陵园时，一幕景象让我心头一震——园内新挖好了一排排长方形的土坑。我猛然意识到：那是为可能发生的牺牲准备的墓穴。但它们等待的不是寿终正寝的老人或病人，而是和我们一样生龙活虎的年轻官兵。那一瞬，悲壮扑面而来。“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”古诗的沉重，从未如此真实。

  3年后，传来加勒万河谷“卫国戍边英雄团长”祁发宝的事迹。2020年，外军悍然越线、暴力袭击，他身负重伤仍顽强斗争。而我忽然想起，2008年在阿里某一线指挥部，我们曾有一面之缘。那时他是军分区的祁参谋，谦和而坚毅。十几年过去，他成了英雄，但我明白，他不是突然成为英雄的——他，和我们每一个边防军人一样，本就是站立着的界碑。

  抗战时期，日寇虽未踏足西藏，但这片高原从未远离战争的阴影。从清朝时廓尔喀人入侵，到英国两次侵藏，再到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、1987年藏南边境军事演习、近年的洞朗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……西藏的边防史，就是一部用生命和热血写就的反侵略史。这部历史所铸就的西藏边防魂，与抗战精神交相辉映：是同样的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，是同样的“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”，是同样的“寸土不让、寸土不丢”，是跨越时代却始终如一的忠诚与担当。